常常在公園、在街上、醫院、朋友家中、幼稚園和安親班門口看到外傭，與她們遭逢的時候，妳看得出她們是外傭，並不只是因為她們或許長得有一點不同，而是她們的身體語言更拘謹、面部表情更謹慎、偶而露出靦靦的笑容也隨即迴避眼神的接觸，
這些都彷彿在告訴別人「我不屬於這裡。」她們自覺不屬於這裡當然可以理解，畢竟她們是所謂的「暫時勞動者」，過三年或多一點，她們就會返鄉，會有一批新的外勞與她們在機場擦身而過 曾在印尼雅加達的機場看到一群穿著上面印著「成功」中文字的女孩子，由領隊帶領，要來台灣工作，我不禁心想：「這成功二字是對誰而言？」對她們嗎？ 常常在公园、在街上、医院、朋友家中、幼稚园和安亲班门口看到外佣，与她们遭逢的时候，妳看得出她们是外佣，并不只是因为她们或许长得有一点不同，而是她们的身体语言更拘谨、面部表情更谨慎、偶而露出腼腼的笑容也随即回避眼神的接触，
这些都仿佛在告诉别人「我不属于这里。」她们自觉不属于这里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她们是所谓的「暂时劳动者」，过三年或多一点，她们就会返乡，会有一批新的外劳与她们在机场擦身而过曾在印尼雅加达的机场看到一群穿着上面印着「成功」中文字的女孩子，由领队带领，要来台湾工作，我不禁心想：「这成功二字是对谁而言？」对她们吗？ 我不知道，但現行外勞政策下，誰得到成功，倒是非常分明。 我不知道，但现行外劳政策下，谁得到成功，倒是非常分明。 在台灣，有一群人，到處都看得到，對許多家庭而言，她們是主要的家務勞動者和照顧者，對許多工廠、營建業的雇主而言，這群人是不可或缺的辛勤勞動力人口，她/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外勞」。 在台湾，有一群人，到处都看得到，对许多家庭而言，她们是主要的家务劳动者和照顾者，对许多工厂、营建业的雇主而言，这群人是不可或缺的辛勤劳动力人口，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外劳」。 外勞不但因為從事最低階的勞動工作而處於台灣社會的最底層，外勞擁有次等的勞動權，也使得他們連工人都不如。
外劳不但因为从事最低阶的劳动工作而处于台湾社会的最底层，外劳拥有次等的劳动权，也使得他们连工人都不如。 在一次有關外勞人權的座談會中，一位協助外勞的非政府組織與會者說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話：「不適用勞基法的外勞根本不被當勞工看待，他們被當作奴工。」現行政策中的外勞還不只是不能被當作正常勞工一樣地適用勞動基準法，她/他們還處於不自由的勞動狀態，比如外來勞工不可以轉換雇主的規定使得罔顧人權和勞動權的雇主以及管理者，可以輕易地以此要脅壓迫這群外來勞工，造成外勞處於被壓迫的處境，任憑雇主提出許多不合理的工作要求與條件而毫無挑選雇主的自由。 在一次有关外劳人权的座谈会中，一位协助外劳的非政府组织与会者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不适用劳基法的外劳根本不被当劳工看待，他们被当作奴工。」
现行政策中的外劳还不只是不能被当作正常劳工一样地适用劳动基准法，她/他们还处于不自由的劳动状态，比如外来劳工不可以转换雇主的规定使得罔顾人权和劳动权的雇主以及管理者，可以轻易地以此要胁压迫这群外来劳工，造成外劳处于被压迫的处境，任凭雇主提出许多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与条件而毫无挑选雇主的自由。 台灣現行外勞政策堪稱全世界最不尊重勞動者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她/他們只是暫時被用的勞動力、很快地會被替換，她/他們好像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家也沒有眷，沒有自己的空間、時間，她/他們被想像成機器一樣，是一種抽象的勞動力，不會抗議、也不該有意見。
台湾现行外劳政策堪称全世界最不尊重劳动者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她/他们只是暂时被用的劳动力、很快地会被替换，她/他们好像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家也没有眷，没有自己的空间、时间，她/他们被想像成机器一样，是一种抽象的劳动力，不会抗议、也不该有意见。 所以儘管有許多雇主以尊重人權與勞動權的方式對待外勞，可是他們聘僱的外勞仍然可能感覺受到壓迫、仍然可能逃跑，因為最普遍存在的壓迫並不是特定人的暴行，而是制度的扭曲。 所以尽管有许多雇主以尊重人权与劳动权的方式对待外劳，可是他们聘雇的外劳仍然可能感觉受到压迫、仍然可能逃跑，因为最普遍存在的压迫并不是特定人的暴行，而是制度的扭曲。 什麼是壓迫？ 什么是压迫？ 政治哲學家Iris Young說得很好：「壓迫是對人的發展設下制度性的限制。」
我們如何知道外勞受到壓迫？
政治哲学家Iris Young说得很好：「压迫是对人的发展设下制度性的限制。」我们如何知道外劳受到压迫？ Iris Young曾經區分出壓迫的五種面向：剝削、邊緣化、無力感、文化刻板印象、與暴力，來討論不同社會群體所經驗到的壓迫形式，這五種壓迫剛好可以用來說明台灣外勞的底層處境，大部分弱勢群體很可能只經驗這五種壓迫的幾種形式，然而這五種面向的壓迫，在外勞的勞動經驗中，一應俱全，一樣也沒有缺席！
Iris Young曾经区分出压迫的五种面向：剥削、边缘化、无力感、文化刻板印象、与暴力，来讨论不同社会群体所经验到的压迫形式，这五种压迫刚好可以用来说明台湾外劳的底层处境，大部分弱势群体很可能只经验这五种压迫的几种形式，然而这五种面向的压迫，在外劳的劳动经验中，一应俱全，一样也没有缺席！ 當政府協助台灣雇主用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引進外籍勞工時，外籍勞工的勞動價值遭到剝削;當我們的勞動基準法不保護外勞的勞動條件時，外勞被邊緣化，成為台灣社會最底層的階級;當我們沒有任何管道讓外勞與雇主協商其勞動條件與環境時，她/他們經驗強烈的無力感;當外勞被仲介歸類為「溫順的印傭」或「計較的菲傭」時，她/他們經驗的是文化的刻板印象;當外勞被雇主虐待和性侵害的事件層出不窮，往往也是她/他們處於以上四種壓迫所帶來的脆弱社會位置所導致，一個被視為附屬品一樣伺候著主人家庭的幫傭，極易受到身體的侵犯，這時使得外勞淪為奴工的社會環境便是惡劣主人的幫兇。
当政府协助台湾雇主用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引进外籍劳工时，外籍劳工的劳动价值遭到剥削;当我们的劳动基准法不保护外劳的劳动条件时，外劳被边缘化，成为台湾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当我们没有任何管道让外劳与雇主协商其劳动条件与环境时，她/他们经验强烈的无力感;当外劳被仲介归类为「温顺的印佣」或「计较的菲佣」时，她/他们经验的是文化的刻板印象;当外劳被雇主虐待和性侵害的事件层出不穷，往往也是她/他们处于以上四种压迫所带来的脆弱社会位置所导致，一个被视为附属品一样伺候着主人家庭的帮佣，极易受到身体的侵犯，这时使得外劳沦为奴工的社会环境便是恶劣主人的帮凶。
不完整的勞動權、不自由的勞動力，都是明顯地嘉惠雇主，這麼一面倒向雇主的制度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外勞在台灣完全沒有協商的權力，在同樣遭受支配的勞工中，外勞很容易地成為最受壓迫的一群勞工，因為本地勞工畢竟多多少少有其代表在政治場域發出聲音。 不完整的劳动权、不自由的劳动力，都是明显地嘉惠雇主，这么一面倒向雇主的制度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外劳在台湾完全没有协商的权力，在同样遭受支配的劳工中，外劳很容易地成为最受压迫的一群劳工，因为本地劳工毕竟多多少少有其代表在政治场域发出声音。
一方面相較於本地低階勞工，外勞沒有投票權所以沒有立法委員會出面為他們修法，他們是外國人所以與本地工會無關。 一方面相较于本地低阶劳工，外劳没有投票权所以没有立法委员会出面为他们修法，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与本地工会无关。 另一方面相較於專業與管理階層的另一群外國人，他們是低階勞動力，沒有顯赫專業作為協商資產，也因為他們來自第三世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弱勢國家，他們沒有有勢力國家作為後盾。
另一方面相较于专业与管理阶层的另一群外国人，他们是低阶劳动力，没有显赫专业作为协商资产，也因为他们来自第三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国家，他们没有有势力国家作为后盾。 就業服務法中外國人聘僱與管理的第四十二條明文寫著：「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
可是現行制度區分本地勞工與外來勞工，受害的卻是外勞加上本地勞工。 就业服务法中外国人聘雇与管理的第四十二条明文写着：「为保障国民工作权，聘雇外国人工作，不得妨碍本国人之就业机会、劳动条件。」
可是现行制度区分本地劳工与外来劳工，受害的却是外劳加上本地劳工。
當一個社會存在著一群易受壓迫、缺乏保護的勞動力人口，一群處於奴工狀態的人的時候，這個社會犧牲的是雇主對所有勞動者的尊重，進一步威脅的是所有勞工的工作機會與勞動條件。
当一个社会存在着一群易受压迫、缺乏保护的劳动力人口，一群处于奴工状态的人的时候，这个社会牺牲的是雇主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进一步威胁的是所有劳工的工作机会与劳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