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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大学毕业生报社暑假实习报告

作者:兼职工作网 时间:2020-10-14
  引言  启程前,所有的朋友都告诫我,那是一个是非之地,万事要小心。拉着行李箱走出校门,回望一眼,突然惊觉,此行我是单飞的孤雁,去一个有我的理想但没有保护的地方。害怕,但仍要朝圣南方,目的地是南方都市报东莞记者站。  我把我的南都之行总结为五个章回:适应、体味、历练、感悟,中间插叙我采访“卖命少

  引言


  启程前,所有的朋友都告诫我,那是一个是非之地,万事要小心。拉着行李箱走出校门,回望一眼,突然惊觉,此行我是单飞的孤雁,去一个有我的理想但没有保护的地方。害怕,但仍要朝圣南方,目的地是南方都市报东莞记者站。


  我把我的南都之行总结为五个章回:适应、体味、历练、感悟,中间插叙我采访“卖命少年”的经历。


  适应


  南方天空很高,但我需要走出疏离感


  6月24日清晨6点,一夜未成眠的我走出东莞市火车东站,广场上很多乞讨的儿童,我紧跟在一个高大的陌生男人身后,以求安全。因为听多了东莞的乱,我必须严加防范。


  戒备森严地走进这座城。


  24号下午我去报社见了站长王海军,他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研究生,李贞芳老师帮我联系到这个珍贵的实习机会。王站长和颜悦色,比我百度到他的照片要年轻帅气,我们聊一些学校的人和事,可惜我的脑子有点记忆短路,明明昨日才从那个地方走来。我首先要找个地方住下,报社两个职员租了三室一厅,现空了一间房,求合租,我就住进去了。由此认识了三个“靓仔”:刘定国和刘沛,还有一条叫巴萨的大狗。刘定国告诉我:“都是男的,连狗都是个男的。”巴萨是萨摩耶品种,“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很弱小。”这是后来对它的评价,我初见它时我确实很害怕。对狗都很戒备。


  我说要做社会新闻,站长给我找了个指导老师:黄超。一个这么胖居然还挺帅的男记者,很爱笑,像一道阳光似的,我从心底打消了对他的畏怯之心。他把我带到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办公室的老师们,一一问好后,他说:“这里的电话每一台你都可以随便用。”此后,和黄老师的交往虽然我还是恭恭敬敬,但不会以我惯常的作风:对老师敬而远之,我会跟他讲我的思路、我的困惑,与工作相关的或是无关的,都会直接跟他说,很轻松随意的关系。他也真诚地跟我分享他的经验、体会、采访和写作的技巧。黄老师要我别称呼他为“老师”,他说我们是“互相学习”,我知道这是谦虚,不叫“老师”那我应该叫什么呢?所以我一直叫他老师。


  第一采访居然是一个独立完成,因为黄老师有别的任务,只能和我分头行动,我答应了,有点忐忑也有点期待,我不知道这个稿子该怎么做,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这是一个劳资纠纷案子,16个工人因加班费和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向公司索赔百万。据说在东莞,这样的纠纷很多,工人有工人的权益,工厂有工厂的苦衷。


  每天上班,办公室是我开门,总是要等很久才有记者来上班。初来的几天,我每天第一个去,坐着看半天报纸,然后上网找料,经常找不到新闻线索,我心里很着急,几乎都是老师给我一个电话,联系一下,就开始出去或者电话采访。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彷徨。


  这段时间我是报社唯一的暑期实习生,下班后我就直接回家,有时候做点饭,叫刘沛一起吃,他我能做这么多的菜,佩服得不行,然后聊天,但是吃了饭后他进他的房间,我开始打扫卫生,完了就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有时候会看书,很早就睡觉。半个月,每天就这样过。除了采访的出租车上,我没有想过要看看东莞的风景。


  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生活圈。在进入另一个生活圈之前,只是一个人慢慢地咀嚼孤独。幸好我不是怨尤的人,我知道在一个新的环境过得好不好,完全是由自己决定。我要适应。但是这座城市让我有坐在船上的感觉,我总是感觉自己是个旅人。


  更需要适应的还是新闻工作。虽然我有一点浅浅的媒体经验,也做过一些大稿小稿,但是南都的写法我还是不太适应,看多了内地媒体的四平八稳,南都的“出奇制胜”要求我改变。


  南方都市报,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大的舞台。我就像一只刚学飞的鸟儿,遇到这么广阔的天空,有点晕眩。我需要熟悉环境,也需要自我调整。


  每天都在鼓励自己。


  体味


  南方都市报年轻炙热的气质


  每个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是报社的周会时间。每个记者都尽量不错过,虽然上班时间看个人安排很轻松,但是这个会议纪律严明。




  应该说我是有点期待开周会的。会议上大家评报,品读本周新闻,做得好的给以掌声,毫不吝啬的赞扬,做得不够的,坦诚地给出很多改善意见。我没有发言权,只是静静坐在一个小角落聆听思想火花碰撞的声音。



  站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很年轻,8成以上的80后,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我所遇到的南都新闻人,没有安于现状不思进步的。虽然也许我这是表面体会,毕竟他们对我这个初涉媒体的大学生当然总是鼓励。


  办公室里每天都有笑料,我刚来时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里整天的欢声笑语?他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随意,他们有时会跟我讲大家的共同经历,那种团结和温馨让我很向往。


  实习期间,我对南方都市报“求新求变”的风格深有感触:记者写稿的时候很用心地想新闻最‘新’的地方在哪?最吸引眼球的在哪?不惜一切地向这一点泼墨。而编辑改稿子的时候也是挖空心思地追求新奇,我们的一篇消防演习报道,被冠名《上吊练胆子?》,当时很无语,但是想到编辑同志也是难为了。


  这里的记者们为了采写到新闻,经常是不顾一切地走到最前面,我们的报道《黑势力向的哥收“买位费”》的调查,就是几个男记者半夜随爆料司机去蹲点,冒着生命危险。东莞经常有血案,我们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报道,我刚来时看得胆战心惊,后来竟习以为常,但是对自己的安全更加注意。一个叫姓罗的资深记者因为常报道这一类事件,结果有一次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司机跟他开玩笑:“这个地方的黑社会要是看见你了,说这小子还敢来?然后就会把你分尸了!”我虽然在笑,但是毛骨悚然的。


  记者之间常有保护和提醒,我在帮刘定国传稿子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他和一个老师的QQ聊天,就是关于自己安全的提醒。大家做得战战兢兢,但是并不害怕,南都的新闻仍然每天可以看见真实的挖掘。


  大家都在思考怎么样把一篇新闻从内而外地做好,从内容到包装,很多的细节,细心地发现了,彼此给一个提示,都是在慢慢地积累,学习。


  如果累了,会聚餐,会去旅游。回来后,仍然意气风发地走在新闻的路上。


  我只说这些,会觉得拔高了,当然这也是一群生活在社会上的凡夫俗子,要赚钱要生活,也有形形色色的欲望。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新闻有理想,对事业有期待。所以他们在坚持。


  历练


  在老师们的指引下,一步一个脚印


  除了我指定的实习老师,我也会跟着别的老师出去跑新闻,黄老师说:“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你是一个新人,应该多多向他们学习,然后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我跟着罗禹雨、何永华、韦星、莫晓东等几位老师都出去采访过,大事小事,政务、经济、社区等好几块的新闻都做过。


  印象很深的几次采访:


  “的士风云”系列调查采访。我刚去的时候,“的士风云”已经做了几期了,之后的“黑势力收买位费”、“碾不碎的茶水费”、“GPS强锁车”等报道,我都有参与,其中“GPS强锁车”我是和另外一个实习生采访了一个下午,而稿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交了的,很有被压榨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另外我黄老师在这一次很机警也跟我很深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跟随罢工的哥们去的士公司商谈,然后他们的一个业务经理把我们以及广州日报的两个记者都请到隔壁的办公室,说“会前聊一聊”,黄老师在此之前就把他的包给我看着,他坐到的哥中间,也被当成司机了。我们出去坐了大半天,才发觉,这是的士公司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让我们不能参加他的协商大会。再要进去就不让了,大家都很懊恼,看着广州日报那个拽拽的男记者气氛的脸,我们有点庆幸黄老师有先见之明,不得不佩服姜是老的辣。结果这篇报道我们做得比广州日报好很多,揭开了“茶水费”事件里的士公司不向媒体透风的一些内幕。


  “宏威数码”温家宝总理视察之后的追踪报道。这篇稿子被分成了两天的新闻,都是上了封面的。想法是黄老师提出来的,站长同意了的。我们一行四个人,黄超,龚萍,摄影记者方光明,还有我,大约下午三点去宏威采访,接待的是其公司一位年轻的副总经理。为了这次采访我们还提前准备了提纲的。因为是政务,不敢出纰漏。我对自己在采访中的表现很满意,状态好,一些问题很细致贴心,稿子用得上,MP拍得这位副总更愿意交流。对这位副总经理印象颇深,听他侃侃道来,思路流畅清晰。我很是佩服他,初次交流觉得他作风随性,很有亲和力。35岁,我在想,我到了35岁能到什么境界?


  “CS野战”的单独采访。这一天很热,太阳白花花的,我一个前往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樟木头镇,观音山是旅游地,但我并不能去玩。爬了那么陡峭的山坡,在那么毒的太阳下,我不停地流汗。我很随意地跟大家交谈,知道我是来采访的时候,他们都好像很愿意说话。接待我的是这个CS训练基地的一教练,他们知道这样的采访只要不做负面,绝对是很好的软新闻。所以都还客客气气。采访算是很顺利,12点的时候,我坐长途汽车回到南城,下车居然吐了,中暑了。这个稿子主要写经验,趣味性的。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主要是把我晒黑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所以要特别提出来。




  感受最深的还是“卖命少年”阿伟的报道。我那几天的工作守着他采访。放在第四节单独谈。



  在经历了这么的采访后,黄老师对我越来越放心,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歧,他并不认为我说错了,因为稿子是他定,所以每次都是我屈服了。他看了我的稿子后,如果不是面对面坐在办公室,他有时会给一些评价发我QQ,比如“这两片稿子写得不错啊,可以把你当一个正式记者用了。”有时候又会说我很不成熟了。但是他也说“看到了我的努力和巨大的进步。”甚至鼓励我,说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代名记者”,虽然经常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我觉得说这句话来,他真的很可爱。


  “卖命少年”的报道
 
  总编说:“这是奥运期间南方都市报最好的新闻。”


  其实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一度认为我错过他了。


  7月的最后一天,早晨9点,我一如往常地去东莞阳光网看网友爆料。一篇题为“为了生活卖自己”的帖子引起我注意,这是一个离家出走一年的孩子,叫阿伟,他说自幼和父母分离,家里没有爱,所以他选择流浪,尝试过自杀,但是最近生活有困难了,没有身份证的他又找不到工作,所以要把自己卖了,随便主人让做什么。我其实有点质疑这篇爆料的真实性。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呢?这样的一个帖子一发出,他就像一头羔羊似的暴露在狼群的猎物里。我更担心。


  于是我把这个帖子给黄老师看,他说:“可以做一下。”然后我们都加了阿伟的QQ号。但是他并没有在线。根据他QQ签名里留下的电话号码,和阿伟空间一个人自称他小叔留下的手机号,我拨过去问,唯一可确知的是:这些人并不知道阿伟在哪里,也不愿意告诉我阿伟父母的信息,对于阿伟为何离家出走更是不知道。


  无计可施,我只好给阿伟留言,称自己可以给他一份工作,并留下了电话号码。


  周末我去佛山玩,接到阿伟给我的电话,问我可以给他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楞了一下,随即说家里有个老人需要照顾。电话里的小孩突然很高兴。问他要联系方式,他说没有,我再三嘱咐他在下个周一联系我。我担心别的记者把他“拐”走。


  8月4日,我一整天都在等待手机响起。下午,阿伟电话来了,我赶紧把电话递给黄老师,结果他们说着说着就挂了,我们又开始后悔没有把他叫南城来。但是阿伟说了“明天包夜上网”。


  8月5日,白天我跟老师跑了新闻,晚上9点,想睡觉了,突然想起阿伟今晚包夜。赶紧打开电脑。从9点半到凌晨三点,一直在跟阿伟聊天,看得出来,他挺高兴的,阿伟的文笔不错,他很优美地写自己的梦想:我想去看草原,去看那遍地的生机。我对这个孩子突然有了很特别的感触,如果是一个好孩子,我的报道绝对要有益于他今后的成长。但是网上什么人都有,我还在怀疑。这一次不能让阿伟再失去联系,约好了第二天我去大朗找他,然后卖了他的捡的废品后,跟我回南城。


  这个孩子,礼貌地叫我“周姐姐”。


  8月6日,我要朱智红和我一起去会阿伟,摄影记者梁清陪着我们一起,他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拍照,同时保护我们的安全。11点,到达大朗镇的时候,黄老师从虎门采访回来,和梁清汇合了。阿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找到“红磨坊”网吧了,就在那见面。一个身穿红色T恤的壮男孩走了过来,看到我们有点羞涩。约好了请他吃中饭的,我和智红都把牛肉夹给他吃,结果他根本就吃了一点,说:“每天吃得很少,但是喝水都长胖。”他告诉我们他离家出走的原委,经历,说得我快哭出来了,他却是一脸的平静。


  然后我们去他住的房子拿行李。黄老师他们包了个车在我们身后跟着,风雨很大,阿伟把我们带进小巷。我留心身边的环境,黄老师的号码放在手机第一页,随时可以拨出。拐了几个弯,我担心黄老师的车跟丢了。


  他的房子是别人遗弃的养猪房,建在矮矮的山坡山,门口长满了草,阴暗潮湿,他轻轻地帮我们打落树枝上的水滴。我被他这个动作感动了。那个房间杂乱无比,没有人会想过这里居然住了人。才站稳,身上被文字叮了好多包,我和智红一直在跳,阿伟抱歉地笑着。让智红陪着他,我称自己想上洗手间,跑到马路上指引黄老师的车子过来,然后告诉他们阿伟的住址。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去拍照。


  阿伟的行李不多,几件衣服,风雨很大,他有很多伞,他说这些伞都是他下雨的时候拿别人的。我们打的回南城。阿伟觉得不可思议,在车上他向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他幼年的记忆,他的友谊和对家庭的失望。在一个凉茶店坐了一会,黄老师来了,我们把他安顿在七天酒店,黄老师给阿50块钱零花,阿伟勉强收下了,他说:“很不习惯,感觉自己一下子从乞丐变成了富人。”请智红陪他去吃晚饭,我和黄老师飞奔到办公室写稿子。




  晚上,我还在办公室,智红来了,酒店有电话,想起阿伟一张卡片有另一个记者的电话,我电话阿伟要他好好睡觉,不要跟那个记者联系。阿伟答应。



  8月7日,《卖命少年躲在废弃养猪房》的报道发表了。智红告诉我,阿伟说了,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家,他就要自杀。结果我一起床就自己吓自己:“如果阿伟昨天晚上在酒店自杀了怎么办。”赶紧给他打电话,听到他说话我才踏实下来。上午10点,阿伟的父母从大朗来了,由摄影记者陈奕启老师陪着在酒店下面。然后我们向阿伟袒露身份,开始劝说阿伟见父母。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阿伟丝毫不松动,饿了,黄老师说一起下去吃饭,阿伟说不饿,他要一个人静一静,我说我陪着你。我不敢让他一人呆着,我不敢再刺激他,静静地看电视,一边看他的动作。


  没多久,他开始在裤子的口袋里摸索,我问他找什么,他不说话,然后攥着一把折叠刀就往洗手间跑,我吓得赶紧跟着他,他要把洗手间的门锁了,我的心提在嗓子眼里,非常非常害怕,死命抵着门,不能让他锁了,不断地求他别干傻事,我害怕地快哭出来了。僵持了很久,他在里面大口大口地喘气,情绪非常激动,我哀求他,他要是不见父母,现在就可以走,收拾东西随便去哪,绝对没有人会伤害他。可是他就是不肯开门,我喊救命,可是这个酒店的服务员像死光了似的,手机没有在身上,我无计可施。就骗他把我的手卡住了,他把们打开了一点,刀子给我,说他不会自杀了。我求他出来,他不肯,但是他把自己的手也放在门缝里,这样我非常感动。好说歹说,他终于瘫倒在门后,我把他带了出来。然后他找到了那50块钱,下去买了两瓶北京二锅头,喝了大半瓶,我这才有机会叫黄老师他们赶快回来。


  喝醉酒的阿伟软软地躺在床上,我们让他先见一下干爹,他很喜欢的干爹,他不置可否,他的干爹来了,阿伟说:“干爹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小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好多苦。他还是不肯见父母,然后沉沉地睡去。


  一直到下午5点,阿伟还在睡,他的干爹叫他父母上来。爸爸和妈妈来了之后,阿伟有了反应,应该是醒过来了,他妈妈喂他喝水醒酒,爸爸把他抱起来换一个舒服的姿势。我看这一家,挺正常的,我不知道阿伟为什么要逃离。不管我们怎么逗他,阿伟就是不肯睁开眼睛。他的父母,干爹,父亲的朋友,一个看了我们报道前来劝慰阿伟的热心女孩,一屋子的人逗他开心。最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眼角流出了泪水。他的妈妈抱着他嚎啕大哭:“你走了的日子,我好想你啊。”我又忍不住泪如泉涌。


  接下来仍然是劝慰。我和黄老师知道晚上11点多才离开。


  第二天,我送他们登上回家的出租车,阿伟已经答应我以后好好生活,绝对不再自杀。然后我回去写稿,发现自己生病了,还是把近3000字的稿子写完,然后给爸爸打电话,电话接通就忍不住大哭,把爸爸吓得不行。


  8月11号,《卖命少年终于回家》见报。总编和站长都说好。我病在家里没上班,王海军站长到办公室问:“周明丽来了没有?这个稿子做得不错,我请她吃饭。”


  和这个孩子相处两天,我的感受很复杂,同情他,怜惜他,但是仍然不理解他。只希望他将来的生活可以更好。


  感悟


  真记者,永不止步


  实习期间,一个记者的离去让我想了好几天。


  韦星老师坐在我斜对面,据黄老师说他是羊城晚报的资深记者,在今天3月份,南都的社招中过来了。但是,7月,他选择了离开。他在博客里写到“这是一场错误的邂逅”。我并不知里面的原委,也没有妄自揣度,我跟韦老师跑过新闻,也看他的报道和评论,我很敬重他,他的离去,我最后归结为“为了理想而来,为了理想而去”。不知他的下一站是哪里,追逐理想的人永远值得敬佩。还有一个李卫国老师,年过不惑了,每天跟人开一些开伤大雅的玩笑。但是他谈做新闻,绝对要竖起耳朵听。


  东莞是一座美丽的、漂泊的城市,我和很多新莞人一样:为了梦想而来。而我要做的就是用眼睛去发现,用心去体会,用笔去记录我所遇见的每一段“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双眼睛都有自己的悲喜。机会就这一次,我的时间不多,我能做的不要错过,我做不了的要去学习。


  这是一段充实的日子,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下一分钟会遇见谁。采访中遇到的人和事有喜有忧,这个社会的喜剧和哀痛在我的眼前真切无比地呈现,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用心努力的人会收获很多,物质的、精神的。


  我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站里的老师们,实习生,采访过的一些人,当然还有那条可爱的萨摩耶狗狗巴萨。站里的老师们都是那么的年轻有活力,虽然有竞争,但彼此之间更多的是亲人般的相互扶持。我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里的喜爱。


  我参与采写并发表了40余篇报道,14篇上《南方都市报·东莞新闻》的封面,其中消息20余篇,专稿10篇,总计字数约4万,多次评心得体会“一周好稿”,其中关于网上“卖命少年”的独家跟踪报道,被南方都市报总编庄慎之先生在编辑大会上点名表扬,他说:“这篇报道是南方都市报在奥运期间做得最好的新闻。”


  王海军站长很是高兴,他在本站记者内部群里说,总部看到了我们的成绩和努力,他表扬了我的指导老师黄超,也特别表扬了我:“实习生周明丽兢兢业业…尤其在阿伟想自杀的时候,能够冷静应对,这份勇敢和机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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